
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党中央果断将国家建设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,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展开,但是与此同时到迎来的,还有持续增加的犯罪率。
在1978年到1987年间,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阵痛期,年犯罪率存在明显的增长。而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上海,更是处于犯罪率上升的重灾区。
但是,黑暗蔓延之处,就一定会有光明在持续守护。上海刑侦处就是这样一支守护光明的力量。他们的荣誉在一次次的实战中扬名四海,并与此同时脱颖而出了江南名探蔡承彦以及由裘礼庭、张声华以及谷在坤组成的“三剑客”。
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由蔡承彦和裘礼庭组织破获的一场震惊全国的“上海印钞厂新币失窃案”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文字去感受其间的林林总总。
1.初显端倪但扑朔迷离1985年11月25日,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,几位银行职员照常走进银行的金库,准备进行业务办理。但是就在其进行钞票清点时,工作人员发现了端倪,金库中有一捆1000张包装的五元人民币被人掉包了。
展开剩余86%1986年7月1日,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职工在开启钱箱时,也发现少了一个大包新币,共计2.5万元人民币。1987年4月3日,吉林省农安县农业银行也发现一小包五元券的人民币被人偷梁换柱。
由于涉及金额巨大、事发地相距较远但是案件类型相似的特性。新币失窃案引起了央行行长陈慕华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,随后,指定刑侦老将蔡承彦组织刑事组快速跟进。
于是人们开始从新币出品方----上海印钞厂查起,并初步将作案时间锁定在了钞票出厂前。但是彼时并没有监控摄像头,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决定破案方向的作案痕迹,所以在此后数月的刑侦过程中,案件几乎毫无进展。
但是就在山重水复之时,作案人从大世界储存所、常熟路储蓄所和老西门储蓄所等处购买了“定期”和“定活两便”的储蓄存单,接着转手再从银行取出,变成了市场上可以流通的货币。
这种最原始的“洗钱”手段,无疑成了案件的关键线索,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,未实现数字化银行业务的年代,银行内部的人流量是不计其数的,工作人员每天要面对不间断的办理无数案件,谁也无法回忆出持款人的具体相貌和身高特征来。
但是,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,加之不断出现的棘手情况,现有的警力即使在有蔡承彦的指挥之下仍显得相形见绌,于是,老处长决定请一位名将----裘礼庭出马,接下来的两位猛将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呢?我们接着聊。
2.强强联合但一再落空随着时间的推移,案件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进展,但是案件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。
为此,上海方面感到压力山大,蔡承彦当即决定再请一员猛将----裘礼庭。就这样,裘礼庭走马上任。一进案件组他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实战经验,并在彼时上海市政法委书记石祝山的面前立下军令状,并表示“今天是6月15日,快则国庆节前破案,慢则年底一定破案。”
随后,裘礼庭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安排。裘礼庭首先整顿队伍,鼓舞斗志,把人员分成三个小组:一是调查组,在厂内调查;二是号码组,负责线索查证;三是重点组,负责侦查重点怀疑对象。专案组人员明确了各自的方向和任务,侦破工作重新启动。
针对以上三个小组,裘礼庭进而提出了三条办案原则:一是依靠群众,逐步排查近期在行为和经济上可疑的人员;二是以始为终,再次调查被盗新币的去向和线索;三是集中力量,将目光重点锁定在男性群体身上,因为女性无法独立搬动沉重的钱箱。
任务细节交代完毕后,办案组兵分三路,很快便从工作人员中锁定了九名嫌疑犯。随后裘礼庭坚定地表示要再次筛查,并采取更严格更细致地态度进行排查工作。
同时,他敏锐指出,在普遍低薪的年代,突然的暴富或者是严重的财产危机一定是重要的突破口。不过,二轮筛查的结果仍不尽人意,侦查一时陷入僵局,似乎“大鱼”已然漏网。但是,此时案件再度迎来转机。多家金融机构相继报告发现被盗连号五元券:
大世界储蓄所,有人用连号券购三张“定活两便”存单;钢铁二厂储蓄所,厂医朱某存入200元连号新券;淮海路储蓄所,曾有人存入4000元五元连号新币;南京路储蓄所及淮海路金店亦发现赃款踪迹。
尽管赃款频频浮出水面,但使用者身份纷繁复杂,线索再次中断。数次的希望落空使得办案组信心大减,案件的侦破方向究竟在哪里呢?这是困在大家心中一个共同的疑问,不过问题的答案马上浮出水面,因为此前的侦查工作起到了巨大的铺垫作用。
3.水落石出,真相大白于是,裘礼庭提议,对涉案人员进行第三次排查。这一次,结果终于没让大家失望,嫌疑最大的人员----张佳康(一说张德康)浮出水面。
其实此人在先前的调查中曾经接受过多轮审查,但是,其妻子和岳母,以及他本人都解释得严丝密缝。当时侦查员感到其回答符合逻辑,其表情也坦然自若,没有深究便放过了此人。
但是无奈他遇到了,裘礼庭这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“犟种”。在工作组对其展开全面的攻势后,张佳康解释的细节逐渐失去了逻辑。
其谎称岳父常年生病开销很大,但其每月工资就六七十元,他哪里来的5000元巨款?对此,张解释说是老家卖了房子。裘礼庭没有轻信,让侦查员追查他老家的房子在哪里,又卖给了谁。
侦查员启程后,裘礼庭觉得此人必定有问题,于是再次审问张佳康。随后,在更紧张的审问之下,情绪崩溃的张佳康竟脱口而出:“算我偷来的好吧!你满意了吗?”
另外一边,侦查工作也取得成效。其妻子最初坚持“乡下卖房凑医药费”的说辞,但是却无法回答“谁去卖房”的简单问题。
随后,见事情有进展,侦查员直接点破:“还有500元票面的定活两便存单呢?”她失言道:“你们是怎么知道的?”
说完,张妻被逼到绝境,只得老老实实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六张500元票面的定活两便存单。回到审讯室后,当张佳康见到妻子交出的存单后,突然跪到地上,随后便交代了自己的罪行:
“1985年的某个夏天,是我的首次作案时间。当天下班时,我悄默默地爬到了鼓风机上潜藏起来,等到大家下班后,其跳下鼓风机,锯断库房挂锁盗走两包产品,并用“贴头纸”调包,随后我又在鼓风机上心惊胆战地躲藏一夜,次日才敢混入上班人群将赃物带出。
回家后,妻子问我怎么一夜不归,我说在外做生意,没敢告诉妻子事情真相。以后,我到储蓄所,买了“定活两便”存单,看风头已过,心又痒了起来,1985年的冬天,又偷了一次……”
交代完后,张佳康长长地喘了一口气,感叹道:“现在反而轻松了。两年间承受巨大压力,用无数谎言修补最初的谎言,但是随着谎言的巨网越编越大,结局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了。”
随着张佳康在签订认罪书,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疑案终于画上了句号,当裘礼庭将目光锁定在日历上时,发现刚刚7月15日,钟表得到时间里停留在了三点钟。
外面的天一片黑蒙蒙的,但是裘礼庭的心里,却是亮堂堂的。不仅是因为刚刚结束的案件比起立下的军令状还早了一个多月,更是因为这场令共和国蒙羞的银行疑案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参考文献: [1]陈屹立.中国犯罪率的实证研究[D].山东大学,2008. [2]吴兴杰.我国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[D].浙江大学,2010. [3]张冰子.中国共产党三次三中全会的比较探析[J].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2025 [4]鲁兵.印钞厂新币失窃案[J].检察风云,2014发布于:河南省114配资查询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